黄乐平，九三学社成员，现任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曾获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北京市法律援助突出贡献奖等荣誉。这张照片拍摄于2003年，当时黄乐平在一家央企担任法律顾问。2003年1月，在单位组织的一场篮球赛中黄乐平伤到了膝盖，而这次受伤改变了他的一生。由于伤情严重，黄乐平希望单位能够认定为工伤并承担自己的治疗费用，没想到遭到了单位的拒绝，于是他选择通过法律来为自己讨回公道。经过曲折而漫长的诉讼，直到2004年1月份，黄乐平才拿到第一笔工伤赔偿费用。（司法部&腾讯新闻 联合出品）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各种职业伤害事件呈持续高发态势，每年各种事故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十多万人，工伤致残有几十万人。黄乐平说：“当时很多企业对法律的无知、对职工权益的漠视和侵害程度让我感到震惊。”在这次为自己维权的过程中，黄乐平也一直在考虑自己今后的道路该怎么走，“做一名公益维权律师”的想法就在那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2017年12月27日，黄乐平在会议上和同事们探讨工作事宜。12年前，2005年4月，经过数十次艰苦的谈判，黄乐平拿到了12万元的赔偿，结束了自己的工伤维权，并从原单位辞职成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随后他又放弃了经济回报优厚的房地产法律业务的工作，最终选择为广大工伤职工做公益法律援助，并且在2007年正式创办了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一家民办NGO法律服务机构。机构成立十余年来，代理法律援助案件9000余件，免费为农民工提供咨询、培训、代书等18万余次，挽回经济损失3.9亿元人民币。
劳动争议案件往往案情复杂、程序繁琐、标额低而且耗时耗力，这一些因素都造成了大部分执业律师不愿意处理劳动争议案件。黄乐平选择从事公益法律援助的第一天起，就知道这是一份极具挑战性甚至是危险性的工作。从创建初始，机构就面临无数困难和巨大的经济压力，甚至几次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身边很多朋友曾经建议他：“别这么苦地做公益，一年玩两把就行了。”“老黄，你这么干太冤了。”但黄乐平却说：“到了半山腰，不能喊腿软。”他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十年。
黄乐平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与幼年时的农村里的生活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对乡土社会的弱肉强食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当时他的姑父与表哥外出打工时客死他乡，但一分钱赔偿也没有拿到，那时的他无能为力。如今自己的维权经历又让他感叹：作为一个懂法的人，面对一起典型的工伤事件，仍旧经历了曲折漫长的两年时间才获得了打了折扣的赔偿，那么对那些普通工人甚至完全不懂法的农民工来说，维权又会有多难？所以，他下定决心为改变弱势职工的命运而努力。“越没人管，我越要管！”
这本由黄乐平在2003年编著、2004年出版的《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被誉为“最实用的维权工具书”。2003年黄乐平为自己的工伤维权奔波时，恶补劳动法，并且查阅了大量工伤实务处理的书籍，却发现当时市面上竟没有一本能满足他维权需求的书。于是，黄乐平开始钻研工伤保险政策和实务，并结合自己的专业相关知识和经历写出了这本“既专业又傻瓜”的书。他希望那些农民工都可以看得懂：“也许他们请不起律师，但可根据这本书的指导去维护自己的权利。”阜新一起历时16年的工伤维权案件曾一度陷入僵局，而工伤职工许玉林的家属和当地法院法官正是受此书启发，启动了案件再审程序，最终为许玉林维护了权益。
2017年12月27日，黄乐平在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某写字楼内的库房整理书籍，这里曾经是义联的办公室。进门之前黄乐平指着门口的白墙说：“以前义联的牌子就挂在这一个位置。”作为一家没有一点背景的民间公益组织，由于资金等种种原因，义联自成立至今已经经历过十二次搬家。
整理完书籍的黄乐平准备离开，他表示这个库房将来也打算退掉。由于多年来一直面临房租增长的压力，义联一直不断地辗转迁徙，造成了义联一定服务人群的流失。但黄乐平觉得作为一家民间机构，面临这样的状况也是正常的，在义联成立之初他曾提出“反对两个倾向”：一是官办化倾向，二是商业化倾向。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机构的独立性和公益的纯粹性，所以为此付出一些代价也是正常的。黄乐平说：“搬家不光有辛酸，也是有甘甜的。”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办公室位于知春里某小区内。发展至今，义联除了法律援助部门，还增设了法律研究部门以及社区服务部门。黄乐平认为虽然义联是一家民间NGO组织，但是必须自己具备“造血”功能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目前义联的资金收入主要来自于政府购买的法律研究项目费用、基金会的赞助以及高校法律课题研究经费。
黄乐平在办公的地方接听法律援助热线电话。早在义联正式成立之前，黄乐平就开通了这部法律援助热线电话以及中国工伤损害赔偿网，通过电话和网络为广大工伤职工提供维权法律咨询。十多年以来，接听热线电话也成了新员工入职后首先要面对的一项工作，成了义联的一种传统。每一位在义联工作过的同仁都对“接听热线电话”的工作有着诸多回忆。
接听电话的同时，黄乐平详细写下咨询记录。除了要求在咨询过程中“问题不过夜，解答零误导”，黄乐平还曾说：“来找我们咨询的人很多都非常不幸，我们不仅是给他们做出法律上的解答，同时也能让他们感受到，这样一个世界还是好的。”
黄乐平在查看电话咨询记录。十年来，义联通过这部热线电话为工伤职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超过3.5万次。在几年前的高峰时期，每天会有数十个热线电话打入，写下的咨询记录超过一个成年人的身高。曾经有一位同事由于长期接听电话，听力出现了问题，但并没有一点人对这样高强度的工作抱怨过，因为大家明白每一次及时接听和解答，对电话另一端那些无助的工伤职工都是一线日清晨，义联律师陈业涛前往北京市海淀区法律援助中心进行义务咨询。义联除了自身的法律援助工作外，还与政府机构合作，提供义务咨询服务。陈业涛于2016年底加入义联，此前曾经是一名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陈业涛律师在义联法律援助办公室与当事人就案情做沟通。在进入义联成为一名公益律师之前，陈业涛一度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深感迷惑，“律师的价值是什么？”“要做一名什么样的律师？”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进入义联以后，通过接触大量劳动案例，陈业涛的业务能力快速提升，从各方面都有涉猎却不精通的“万金油”式律师转变为劳动法领域非常专业的律师，并且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向。
陈业涛律师的当事人程先生，湖北人，曾在北京某酒店工作五年，担任厨师长。2017年9月，酒店方面意欲与程先生以及其他十名后厨员工解除劳动合同，但又不想支付违约金，便通过种种方式为难程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希望迫使他们自动离职。程先生去劳动局反映情况后，被得知情况的酒店方赶出员工宿舍。“在那工作了五年啊，上上下下的人都认识，最终就这样把我们赶出来，一点感情也没有。”程先生无奈地说。最终经过劳动局推荐，程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来到义联寻求法律援助，希望讨回公道。
刘翔鹰律师在接待当事人。刘翔鹰于2017年初来到义联工作，之前是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来到义联以后，因为有专业培训和专业团队带领，她在业务能力上提升很快，同时对公益事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商业案件相比，刘翔鹰觉得法律援助案件的压力和困难都更大一些。“因为这些当事人都是抱着很大希望来的，很多人都是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找到义联，他们的经历都很曲折。如果最终的结果让他们失望了，我自己的心里也会有很大落差，所以自己在做这些维权案件时也会特别努力。”
任女士（右一）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义联寻求法律援助，她与前供职单位就个人的社保问题产生了纠纷。她曾经到法院起诉，但因为证据不足等原因没获得期望的结果。去年年底一家人观看了电视里播出的《法治进行时》节目，知道了有义联这样一个维护权利的公益机构，而且是完全免费代理案件，于是来到义联寻求法律援助。
2018年1月4日，义联副主任韩世春律师前往海淀法院开庭。韩世春律师于2007年正式加入义联，从律师实习期开始就一直在义联坚持做法律援助工作，整整十年间很多劳动维权典型案件都是经过他手办理的。韩世春律师说这十年自己收获很多，过得问心无愧，虽然很多人不止一次对他说在公益机构工作这么长时间太不值了，但他说：“也许这十年我失去了很多机会，但我不后悔。”
韩世春律师向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师生介绍义联的相关情况。在这十年间，义联与高校开展合作，开设劳动法诊所，带领学生探访工伤工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唤起年轻一代对劳动者保护议题的关注，同时还举办了多场面向广大工友的法律培训。
2018年1月2日，新年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黄乐平早上第一个来到办公室，开始准备一天的工作。谈到法律援助最大的生命力，黄乐平认为不是奉献爱心，而是能够帮当事人处理问题：“当事人拿不到赔偿，官司赢了也是没用的。”义联之所以拥有非常良好的社会公信力，吸引了慢慢的变多的维权职工慕名而来，主要是因为义联律师出色的能力——立足于专业。从黄乐平代理的第一件维权官司绝境逢生的张先法案，到维权16年终获成功的许玉林案，到启动工伤保险先行支付的第一案，再到房山工人尘肺病群体案等，这些经典案例都使黄乐平和义联团队赢得了广大工伤职工的信任，黄乐平说：“做别人做不到的，才是我们的价值。”
黄乐平展示2011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寄送的关于职业病防治法修改草案的修改意见。正是基于专业和对实务的深刻研究，义联得以受邀先后参与了十多部劳动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立法和修改工作，提交了立法和修法建议139条，最终获得采纳和部分采纳的立法、修法建议达到41条。尤其是《工伤保险条例》和《职业病防治法》的修改以及《关于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有关问题通知》的制定，义联都深度去参加了，甚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作为一家民间机构，目前这在我国还是绝无仅有的。
黄乐平律师在自己的办公室伏案工作。他觉得自身和义联的经历说明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前进，律师推动法治建设的发展具有巨大空间。同时义联也是研究社会转型期法治建设的一个独特样本。在人们的印象里“维权”往往是一个敏感词，但义联通过正确的方式方法证明了社会组织作为的代言人，完全能成为政府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义联曾经办理的房山群体性职业病案件，推动了数千职业病患者依法获得数亿元的赔偿，避免上万个家庭陷入赤贫境地，既帮职业病工人解决了问题，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2011年“7.23”动车事故之后的四天，黄乐平同义联另外两位律师毛素梅、叶明欣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公益上书，要求对《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提起违法性审查，该条规定铁路交通事故伤亡索赔限额最高为15万元人民币。最终他们的提议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的积极回应，国务院以政府令的形式下令删除该条。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回函义联表示感谢。2013年，黄乐平与另外两位律师向国土资源部提出申请，要求公开全国200个城市地下水水质监测的具体结果。随后，黄乐平律师又起诉农业部，要求公开转基因信息。
对于这几件事，黄乐平和他的同事们表示作为一个公益律师，发起这样的公益诉讼是希望普通人能对关乎自己生命安全的问题获得足够多的信息。作为一名律师和一个公民，在践行公民知情权和消费的人选择权方面，黄乐平尽了自己应尽的职责。担任国家公务员局法律顾问的黄乐平结束工作后离开人社部办公楼。
30岁成为律师，32岁就已经获得“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称号，同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曾经创下中国律师界推动立法多个“第一”，十二年后的黄乐平已经是这样的领域内公认的专家。
黄乐平律师展示的这张照片拍摄于2006年，那时黄乐平和几个共同怀揣理想的年轻人，在六里桥房租最便宜的农民工聚集区的招待所里成立了义联的前身——北京义社劳动咨询中心。义联从当初的“三个半人”发展到现在二十多人，黄乐平从29岁开始为工伤职工维权，到现在42岁继续在法律援助的路上前行，投入了自己最黄金的13年，其中经历了多重甘苦冷暖。对于未来，对于下一个十年，黄乐平相信义联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