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国浩成立之后，国浩上海办公室从南京西路的百乐门，历经东海广场、南证大厦，最终搬到了北京西路的嘉地中心。目前上海办员工数超过了，创收连续多年位列静安区税收百强企业。国浩律师事务所也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跨地域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在全国及海外设有作为国浩律师事务所的发起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国浩上海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服务领域上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国之大所，浩浩荡荡；海纳百川，方成其浩。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国浩也始终将“做一家有情怀的律所”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月初，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主任黄宁宁律师随国浩的核心管理团队一行三十余人一起飞赴欧洲参加国浩自己的管理层培训。随即国浩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两个城市同时开展了两场“国际跨境投资并购论坛”，应邀参加的嘉宾从当地政经要人到国际律所同行，再到众多媒体机构，可谓规模隆重，这两场论坛影响力都非同一般。虽然国浩举办过不少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系列论坛，但将律所的所有核心管理人员不远万里之遥，全部集结到异域国度，并于同一天在两个不同的重要城市举办两场高规格的论坛，这在国浩历史上也属罕见。

  如此“兴师动众”的两个原因，一是国浩聚齐了所有集团执委和各地办公室负责人等核心成员，5月份在英国剑桥大学集体进修“领导力培训”；二是“跨境投资”是近两年国内法律服务业的热门话题，国浩的布局一直在稳步推进，这次同时上演“双城记”的马德里和斯德哥尔摩都是国浩国际布局中的两个重要城市，其中马德里办公室是

  年设立，斯德哥尔摩办公室则于2017年1月新近成立。无论是律所核心团队的领导力培训，还是高规格的双城跨境投资论坛，某一些程度上都正好契合了国浩上海乃至国浩集团目前最为关切的两个主题：业务布局和律所管理。

  国浩此次在欧洲的两场跨境论坛，背景是近几年来中国企业不断“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跨境投资的发展代表了中国融入世界、变成全球大家庭一员的意愿和担当。这也是慢慢的变多的中国律所谋求国际化布局的原因所在。

  月“一带一路”北京峰会隆重举行，它对法律服务业的传导影响可能仅只是刚开了个头。法律服务业是与国家战略与经济发展特别密切的行业，在布局未来业务增长点时，始终重视并吻合国家大政方针，也是国浩律师事务所的一贯战略。正因如此，最近几年国浩的业务快速地发展到世界各大洲，其从业人员中从事跨境并购与合作的比重持续上升，跨境并购业务量也持续上升。国浩从2015年开始形成专业团队，有系统有组织地进行“一带一路”法律研究与服务。除进行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调查与研究外，特别在法律服务过程中，完成了一系列投资项目的法律服务。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

  年1月完成的一项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三家中方机构联合中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巴基斯坦哈比银行成功竞得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40%股权，其中中方三家交易所持股30%的股权收购案中，国浩上海办出任中方三家交易所的专项法律顾问，为该项交易的顺利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持。这是中国三大交易所首次联合跨国投资收购境外证券交易所股权。此项投资有利于拓宽中巴两国经济金融合作领域，有利于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规划，并为中巴两国的传统友谊注入新内容。律所“走出去”的竞争

  在中国律所走出去的趋势中，其客户的真实需求匹配、人才的储备和服务网络的构建是最为核心的影响因素。国浩在过去的几年间，迅速在全球构建了一个强大的服务网络，目前已拥有包括5个境外办公室在内的全球

  个分支机构，而且会在实际资源配置下，继续有计划地加速国际化布局。在这一点上，国浩的“扩张”显得较为自信，这首先表现在其足够的客户的真实需求和匹配。作为国内证券和资本领域领先的律所之一，国浩在20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上市公司客户，中国企业走出去，首先是这些上市公司到境外投资，这是国浩快速推进国际化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其次，人才储备和网络布局保障了能提供相匹配的服务，因为在法律服务业，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服务网络的力量不可忽视。人际交往中有一个理论：任何两个陌生之间，只要通过6个人就能建立联系。而依托国浩的全球服务网络，国浩的律师可以自豪地跟客户说：“在地球仪上任意指一个城市，最多只需要通过

  个人，就能够找到在那里认识的律师。”在加速国际化布局的同时，国浩也在观察国内其他同行“走出去”的模式和发展状况。目前中国律所国际化布局不外乎三种方式：要么自身去境外设立分支机构，要么与当地事务所紧密的伙伴关系，又或采用第三方加盟方式。国浩的方式兼而有之，它直接在包括香港、巴黎等在内的5个境外城市设置了分支机构，同时又在澳大利亚与当地的优秀律所合作。而在欧洲等客户较多的区域，虽然未必与当地律所建立一对一伙伴关系，但因业务合作建立起来的信任自然而然形成了服务网络。虽然不可避免大家会出现新一轮的竞争态势，但所有的模式和探索都值得祝福。

  随着律所规模化发展，管理问题也日益成为业内关注的线月份全体核心管理人员赴伦敦参加领导力培训，可见重视程度。国浩全球目前有超过1500

  400多人的规模。律所以人合为基础，这样规模的机构管理不是简单有财务、人事等后台支撑就能管好，而是必须有成体系的管理制度。国浩采取的是一种准公司化的管理制度，国浩上海为此制定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包括一体化的财务制度、全体员工考核奖惩制度、专业化分工的业务整合制度，以及利益冲突检索制度。其中业务整合是国浩上海总体运作的基本内容，目的是互补、在于协作、在于产生效率。

  5名成员，他们上任之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分工和管理机制做了梳理，避免有些工作在人员分工上有重叠，另外一些又出现管理空白的情况，通过梳理机制来实现“调效能”的目标。这就好比我们开车，同一台发动机调校得好坏，它发挥出的功率大不一样，甚至什么都不添加，仅仅是调调机制，就调出效果来。

  传统上，国浩内部证券业务一直属于一枝独秀的领先状态，这种优势的另一面，则是别的业务种类占比较小。国浩上海本届管委会上任后即有意识地加强了别的业务领域的专业建设。比如，律所主任黄宁宁的业务强项并非国浩传统优势的证券业务，而是涉外业务，这样的背景给国浩上海在业务板块上的均衡拽拉，通过数年时间，终于发挥出正面效果。

  +的尝试。对于国浩的管理层而言，技术工具的更新迭代和新模式的出现，肯定会影响行业的发展，它极有可能会取代一些标准化或被复制的业务，但目前来看，还远没有真正威胁到法律服务业内的非标化、定制化的、高精尖的业务。而国浩的大部分服务都是定制式的，这是国浩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即便没有互联网法律服务概念的出现，律师产业化也是一个业内关注的话题。对众多出现的互联网+法律服务机构而言，其需求未必仅仅是做互联网法律服务，数起业内知名的产业投资法律服务的例子，某一些程度上已经走到了产业投资的规律和模式中。因此律师和律师应该回归本位，先把自己的的专业做到极致。

  不想做合伙人的律师不是好律师。而每年毕业季之后为新律师进行入职培训，是国浩上海办公室十多年来从始至终坚持的一项传统，它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开个会、授场课，而是全方位的系统培训。从最初的十几人到到去年的八十多人，每年新人培训的规模不断壮大，形式愈加丰富。涉及律所文化、执业理念以及合同起草、尽职调查、诉讼仲裁、长期资金市场以及私募基金等诸多的法律业务基础。

  6年就能轻松实现，只要能满足晋升的考核标准就可以，通过制度上的量化指标清晰地规范每个人的晋升成长之路。

  不过在招收新人上，国浩也有一项在内部颇有争议的规定，即招收应届生的口径之一必须是硕士及以上学历，因而有不少优秀本科毕业生因此没有办法获得笔试和面试的机会。为此，国浩上海管委会内部也在讨论是否有选择地招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这也反映了管理必须与时俱进，具有弹性。

  2016年度的国浩上海办公室年会上，有过一番分享，提倡国浩律师要做“君子”法律人。从专业层面，国浩律师追求的是“学者律师”；而在人文层面，国浩律师的定位是“君子律师”。这既是国浩一直以来的自我要求，也是国浩律所文化中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因为律师合伙人相互之间是一种无限连带责任关系，“合谋”、“伙同”是题中应有之义，可谓风雨同舟、荣辱与共，这是合伙律师事务所内在的、必然的、法律上的一种联系，君子不仅“怀德”，而且“怀刑”。法德并行，以德施法，以法扬德，事业方能长治久安、永续前行。

  1997年加盟国浩上海前身，是国浩最早的一批成员，之后有很久在其他法律执业机构及外资金融机构的工作经验。他于2012

  国浩的情怀从国浩上海办公室每年的一个年会固定节目上也可见一斑。国浩首席执行合伙人吕红兵律师每年都要给国浩上海做一次特别的分享，国浩的社会责任、国浩律师的思与爱、中国梦与国浩梦、共享、融合⋯⋯十几年来，这些分享无一不与“情怀”有关。

  如果说规模化是一种内在的结构，那么品牌化就是其外部表现。律师工作本质上是高的附加价值的劳动，是创造性的服务，是经营知识，其品牌价值不可低估。在创建国浩品牌方面，国浩的目标是：不仅要打造一个律师业务繁荣的事务所，而且要打造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事务所，特别还要打造一个有文化渊源、有优良历史传统的事务所。

  2008年开始至今，国浩连续发布的《国浩社会责任报告》也成为了引领业内履行社会责任的榜样。

  曾经有人说，国浩的名字中担了一个“国”字，其格局、情怀和战略也都担得起这个国字头，它的发展也始终伴随着推动行业的发展。国浩上海律师在全国和上海市律师行业协会中担任了包括中华全国律协副会长、上海市律协副会长等多项职务。国浩上海律师还分别担任了若干经济行业协会会长、知名仲裁机构委员、知名交易所委员，以及诸多高校兼职教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