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于1965年的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Finnegan, Henderson, Farabow, Garrett ＆ Dunner, LLP），是世界上最大的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之一。除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总部以及亚特兰大、波士顿、硅谷、雷斯顿的四个美国办公室外，飞翰还在中国的上海和台北、日本东京、韩国首尔、英国伦敦和德国慕尼黑开设了国际办公室，处理专利、商标、版权和商业机密等知识产权领域的咨询、申办、许可和诉讼，以及欧州专利异议、国际贸易、专利组合管理、互联网、电子商务、政府合同、反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等业务。
为更好地服务中国客户，2008年，飞翰上海办公室在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设立。在飞翰上海办公室迎来成立十五周年之际，知产财经（IPEconomy）记者约见了三位飞翰合伙人——Bob Yoches（姚克实）律师、Brian Kacedon律师和王宁玲律师，围绕中国知识产权十五年来的发展与变化、企业涉外知识产权事务中的难点问题与对策以及知识产权行业的最新前沿热点与前景展望等话题，展开了一场跨越国界的对话。
今天，中国企业与权利人在全球知识产权生态中的主体地位已毋庸多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本月公布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申请人以约158万件的专利申请量，继续在全球总量中占据近半数。中国国家创新实力的增长以及“出海”公司数的激增，也带动着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要求的空前提升。对此，三位飞翰合伙人都深有体会。
“上海办公室成立十五年来，飞翰一直活跃于中国知识产权领域，通过举办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各类研讨会，为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从业者详解美国知识产权法。中国企业对一切涉外知识产权问题都深感兴趣——不仅包括专利、商标、版权，也包括许可、反垄断等。在这一过程中，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从业者的专业素养与日俱增，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慢慢变得难以回答了。”Bob Yoches说道，“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知识产权律所服务质量的要求也大幅度的提升。对于上世纪90年代最早进入美国市场的那些中国企业而言，他们选择律所的理由往往只是语言，而无论服务质量如何；但到了今天，中国企业和权利人已经能够精准评价律所的服务品质，并主动选择以质量见长的律所——而这正是飞翰受到广大中国客户青睐的原因所在。”
王宁玲是飞翰上海办公室的管理合伙人，见证了飞翰上海办公室发展至今的全过程。她表示：“相比于15年前，中国企业在国外的专利申请数量空前增长；更重要的是，许多中国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企业对专利申请的关注焦点更多地从数量转移到了质量。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专利运营的重视程度也在日渐提升。除了打造自身的专利组合，中国企业如今还关心如何将其向外许可，以赢得相关市场上的更多合作机会与话语权。”
“随着中国企业创新实力和法律意识的提升，飞翰在技术领域和业务网络方面也不断做出相应调整。从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工业制造、消费品、医疗设施、生物技术、制药、化工及替代能源等传统类别，到如今的数据权益、AI、新能源、机器人等新兴领域，飞翰的脚步已经涵盖了各个热点技术门类。”Brian Kacedon表示。作为公认的知识产权交易领域权威，他在职业生涯中已经起草了涉及多个行业领域，数以百计的专利、技术秘密和软件的许可协议，“特别是近年来，我协助许多中国企业在医疗健康和生物技术领域起草了大量合作与许可协议。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无论在地域范围还是技术领域上，中国企业的影响力都已今非昔比。”
随着中国企业愈发积极地参与全球市场之间的竞争，涉外知识产权领域一些固有的障碍与新问题在国内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作为电脑、通讯与半导体领域的法律专家，Bob Yoches律师的执业领域既是中国企业近年来重点发力的产业部门，也是全球知识产权申请和纠纷的高地。“事实上，在通讯与半导体领域，发生在实业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已不再呈现增长态势。这些领域的产品组件众多、高度复杂，任何一个产品都可能涉及成百上千的专利技术，对其逐一进行侵权比对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通讯与半导体领域的技术发展一日千里，专利的贬值速度也远快于别的行业。在医药、化学等领域，一项高价值专利的效力延续十年甚至二十年之久并不稀奇；但在通讯与半导体领域，一项数年前诞生的专利如今可能已一文不值。因此，通讯与半导体企业之间如今更多地通过交叉许可来化解分歧，并将竞争重心放在了产品质量的比拼上。”Bob Yoches表示，“然而，来自NPE（非专利实施主体）的诉讼威胁却与日俱增，这背后也有部分大型实业企业暗中助长专利私掠行为的影子。伴随中国在5G等前沿技术上取得领头羊，中国企业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NPE等机构的袭扰目标。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制定高质量的许可协议、加强专利预警和应诉准备，都是接下来一定要做好的工作。”
Brian Kacedon则结合自己在知识产权许可领域的丰富实践经验指出，法律环境和商业惯例的差异，是中国企业在与外企接触过程中通常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外企通常习惯于在协议中巨细无遗地约定一切相关事项，但过去，许多中国企业尚不熟悉国外的知识产权法律政策与合同规范，在许可协议中常常未能清晰完整地表达自身诉求，导致协议在后续落地过程中引发双方的争议分歧。对此，我建议中国企业抓紧时机，尽快协商修订已有协议中不成熟、不公平的条款，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Brian Kacedon律师说道，“此外，尤其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不同于一般的合同律师即可处理的普通制造合同或供应协议。企业唯有选择具有较高知识产权专业水准和丰富许可实践经验的律师，才能确保达成一份包揽所有潜在事项的最优的许可协议。”
面对海外市场上的知识产权风险挑战，曾代理多家中国LED、农化企业成功应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337调查”的王宁玲强调，中国企业当前亟需调整应诉心态，克服畏难情绪和信心不足的问题。“‘337调查’是近年来国际经贸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企业如今也正慢慢的变多地卷入此类纠纷中。在相关案件量一直增长的同时，成为‘337调查’被告的中国企业也从既往的电子机械领域扩展至生物医药等新领域。此外，案由也在专利侵权之外增加了商标侵权、商业机密侵权等。面对‘337调查’，一些中国企业常常出于对诉讼成本等因素的担忧而选择不予应诉，进而不得不面临败诉、有限排除令甚至普遍排除令的后果，威胁自身乃至整个行业在美国市场的发展前途。”王宁玲说道，“从统计数据分析来看，几乎所有选择应诉的中国企业，都拿到了相对满意的裁决。事实上，‘337调查’很多时候只是技术、销售等方面落于下风的同行业竞争者，以知识产权为借口打击中国企业的一种手段，被诉的中国企业并不一定构成侵权。正因如此，只要中国企业调整心态、积极应诉，清晰了解域外司法程序的流程要求、时间节点，并选择涉外领域的专业法律机构协助，通常都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维护自身及全行业未来市场发展的潜力、节约诉讼成本的双赢结果。当然，这一过程尤其离不开企业对律师的尊重信任与全力配合。十五年来，飞翰在大量案件中与广大中国客户建立了朋友般的亲密关系，我们对此深表谢意。”
对于中国的创新型企业而言，如今正是多事之秋。全球经济发展遇冷的大环境，以及频发的标准必要专利（SEP）纠纷、美国对华高科技投资的限制、欧盟SEP监管新规草案的发布等一系列事件，都给中国企业的海外未来市场发展的潜力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不过，三位飞翰合伙人均从专业角度对中国创新产业和知识产权的未来发展表达了充分的信心。
“对于每一位企业客户，我们都会建议其广泛参与各类国外及国际性行业组织，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中国企业如今也的确在这样做。”Bob Yoches表示，“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产品与技术供应地之一，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中国企业的影响力也在逐步的提升。特别是那些顶尖的中国企业，如今已经普遍拥有了通晓国际产业规则与知识产权监管动态的专业团队，并在各类标准组织和SEP议题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在我看来，中国创新型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路径与曾经的日本科技公司十分类似，不同的是，中国企业适应国际规则的速度还要快于日本同行们；因此，我们也有理由预期中国企业取得比当年的日本企业更大的成就。”
Brian Kacedon则就未来一段时间全球SEP许可生态的延续性和潜在变化给出了预判。“尽管欧盟等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出台SEP许可监管新规，但我不认为这些指导规则会立刻对当前的许可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且不论行业内主要权利人对新规的态度并不积极，即便是监督管理的机构本身也并未完全做好政策落地的准备。”Brian Kacedon说道，“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表现更有几率会成为影响未来全球许可生态的因素。特别是进入5G时代，中国企业将凭借领先世界的专利组合在行业内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他们的身份也将更多地由被许可人向许可人转变。另外，伴随物联网（IoT）产业与标准技术的进一步融合，从汽车到家庭设备的各行各业都将面临许可谈判与诉讼潮流的到来。无论如何，能确定的是，我们今后将看到中国企业在全球许可活动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对于创新型企业而言，经济提高速度放缓的大环境中依然存在着诸多机遇。许多企业因此将更为关注其现有知识产权组合的转化运用，通过实施与许可达到开源节流的经济成效。2008年飞翰来到上海的时候正值全球金融危机，而中国是少数在大危机背景下依然保持着经济快速地增长的国家之一。十五年来，飞翰对上海办公室和中国市场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和支持；面向未来，飞翰全体同仁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王宁玲最后总结道。(作者：周荧屏 知产财经)
